方天郎，年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的一个医生世家，15岁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杭州，就读于浙江省卫生学校。年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杭州市下城区卫生防疫站，那年他刚18岁。当时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才起步，流行病学专业人才稀缺，他进单位后不久就成了业务骨干，挑起下城区传染病防治大梁，成为我国第一代卫生防疫人，一干就是42年。

舍己救人信仰常青

建国初期，许多烈性、急性传染病流行，却又缺医少药，缺乏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的有效手段，大量人群挣扎在死亡线上，必须分秒必争与死神抢时间。

年春季，流行性脑膜炎在全国扩散继而暴发流行。这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缺乏免疫力的青少年和婴幼儿是最易感群体。方天郎和防疫小分队驻扎在下城区的学校、幼儿园和学生接待点以及疫情易发地，夜以继日地展开监测、检疫工作。

方天郎回忆，当年延安路的一家饭店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医院报告说有一名学生疑患“流脑”，他和同事深夜赶到饭店，对所有学生进行体检、检疫，先后检查出11名有早期症状或携带病菌学生，医院隔离治疗，多名接触学生全部服药预防，并陪同密切接触学生度过7天医学观察检疫期。由于隔离、抢救及时，及时扑灭了一次“流脑”暴发的苗头。

数据略显枯燥，背后却是一场场生与死的搏杀。扑灭疫情、治病救人、建立免疫屏障、阻断病毒传播，在数不清的“战役”中，方天郎自己也被感染过肝炎、脑膜炎等，所幸由于早期治疗和自身免疫力较强，迅速康复。

方天郎自豪地说，解放后许多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像鼠疫、霍乱、天花、小儿麻痹症、疟疾等，在我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被彻底消灭或基本消灭。“这是新中国几代防疫人奋斗的结果，更是无数卫生防疫人的无字功碑。”

群众有呼他必有应

作为杭州市卫生防疫队伍的骨干力量，方天郎被多次派往疫区、乡村进行医疗支援。每到一地，一蹲就是数月。当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时间，工作连轴转。每一次“出征”，他都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年，全国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方天郎随“夺煤队”远赴淳安县浪川矿区支援生产，负责名“夺煤队员”的医疗保健，一待就是10个月。

远近村民听说杭州来了医生，都来求医。方天郎除了医治队员意外伤及各种疾病外，更多的是给当地村民看病，利用丰富的山区资源，上山采制草药，用土方治疗地方病，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杭州来的方医师”在当地传开了，求诊病人越来越多。只要群众需要，他就是全科医生。有的孕妇临产，医院，他就地帮助接生。那时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有的老弱病人不能前来门诊，他就背起药箱下乡诊治，爬山趟水是常事，经常一走就是好几公里山路。

匠心筑梦实干兴业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区防疫站处于防病治病的最前沿，基础工作千头万绪。方天郎担任副站长、站长近30年，善于在繁杂的工作中摸索规律。

年7月1日，国家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涉及食品卫生监督的法规。方天郎意识到这是餐饮卫生的一场革命。他如饥似渴地和同事一起学习新法，依法监督餐饮和食品卫生。

为减少环境污染，保证食品质量，无论是大饭店、小餐馆，或是食品加工企业，他和同事都上门悉心指导检查，帮助餐饮企业合理布局场地，制定操作流程，增设食具消毒和虫害防护设施，对从业人员进行体检。下城区大、中型单位和难点场所，他都到场检查，规范从“人”到“物”的每一处细节，切断“病从口入”的每一道环节。

这一年，下城区名从事餐饮和食品人员体检合格领到了从业健康证，发证率97.1%；家集体、68家个体餐馆经评估达标，领到了食品卫生许可证，发证率95.7%。方天郎也成为杭州市第一批食品卫生监督员。

丰富的一线实践和废寝忘食的钻研，使方天郎在基层科研创新上成绩斐然，带领团队获得“全国疾病监测工作先进集体”“浙江省卫生科技三等奖”“杭州市医药科研优秀成果奖”等荣誉，他本人也荣获“浙江省卫生防疫工作先进工作者”“杭州市卫生防疫先进工作个人”等称号，在国家和省级杂志发表12篇论文，多次在全国学术会议上交流。

科研成果来自实践，也要服务实践。翻开档案，仅在年到年两年时间里，他主讲的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知识培训课达45期，受教育人数超过人。

年，方天郎被聘请为浙江医科大学（今浙江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在他身上，既有学者的风范，又有“工匠”的执着，兢兢业业，年复一年。

如今，年逾八旬的方老仍活跃在讲堂，传道授业，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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