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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语是《印度宪法》确定的印度官方语言（OfficialLanguage），是狭义而言的印度语。广义的印度语包括印度的所有语言或南亚地区的所有语言。①印度语言繁多，有22种“表列语言”（ScheduledLanguages）和99种“非表列语言”（Non-scheduledLanguages），另有数百种“其它语言”（OtherLanguages），“表列语言”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96.71%，②“非表列语言”和“其它语言”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3.29%。印地语属于“表列语言”，母语人口5亿多，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57.1%，是印度最大的语言；英语属于“非表列语言”，是《印度宪法》规定的联邦辅助官方语言（AdditionalOfficialLanguage），母语人口25万多，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数，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10.6%。不过，由于印度娱乐产品，特别是宝莱坞电影及其副产品印地语歌舞的风行，绝大多数非印地语人听得懂印地语，可以用印地语进行简单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地语是全体印度人的语言。

中国的印度语教育历史久长。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随后官使迎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洛阳，建白马寺。两位高僧收徒传道译经，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印度语教育。汉传佛教佛经所用语言主要是梵语，彼时的印度语教育指的也主要是梵语教育。之后的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义净等是佛学大师，也是梵语大师，甚至是梵语教育大师。此是古话，也非学院式外语教育，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就现当代印度语教育来说，中国已开设有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尼泊尔语等印度“表列语言”，另有与“非表列语言”相关的“印度英语”课程。但依上文所述，印地语既是印度最大的语言，也是其官方确定的最权威、最有地位的语言。因此，本文仅议论印地语，不涉及印度其他语言，更不涉及僧伽罗语、普什图语等南亚地区的其它语言。另外，本文只论印地语本科教育，不议研究生教育。

一、中国印地语教育简史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发端于年，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年之前”“～年”“～年”“～年”和“年之后”五个发展阶段。

（一）

年之前的印地语教育

年之前的印地语教育诞生于抗日战争的战火之中，意义非凡。年，日军开始染指东南亚；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并把矛头指向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呼吁以孙中山遗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精神，成立专门高校，从速培养东方语言人才，联络周边国家共御侵略者。年7月，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以下称“东方语专”）应运而生，校址在今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东方语专初设印度、越南、暹罗和缅甸四个语科，印度语科即今印地语专业，暹罗语科即今泰国语专业。学校于年迁重庆，年迁南京，年落户北京，成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的一部分。东方语专共招生四次，即年四个语种70余人，年四个语种余人，年四个语种90余人，年六个语种人，③学制初为2年，年改为3年。年毕业31人，年毕业34人，④除第一届4人和第二届2人留校任教以外，其余毕业生均奔赴军事一线，参与抗日。在此期间，中国的印地语教育以印度语科名录出现，是东方语专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语专规定学生必须修习两门外语，其中印度语科和缅甸语科学生兼修英语，越南语科学生兼修法语，暹罗语科学生兼修英语或法语。后世印地语专业印地语和英语并重的教学传统便源于此。两门外语之外，学生们的公共课程有国文、中国通史、外国通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音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另有各语言对象国的概况课和历史课以及经常性的专题讲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昆明虽地处边远，但抗战期间除国立云南大学外，还有一所传奇性的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两所大学名师荟萃，学者云集，成为新生的东方语专的万有资源库。可以说，东方语专名微位重，在当时的昆明与云大、西南联大形成鼎力之态，影响不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东方语专的学子们为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中有的做战地翻译，为“飞虎队”⑤打击日军提供服务，有的干脆投身空军，亲自驾驶战机与日寇激战蓝天。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纷纷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有的成为学者，有的成为外事工作者，有的成为律师，为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单就东方语专的印地语教育而言，除公共课和英语课之外，印地语教学工作主要由印度籍老师担任。外教一般保持在二至四位，如辛哈、许鲁嘉、罗易、古马尔等。⑥彭正笃和殷洪元⑦分别是级和级学生，他们毕业后均受命留校，并于年随校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继续从事印地语教育工作。两位学者对印地语教育孜孜以求，为国家培养了诸多专才。

（二）

～年的印地语教育

年8月，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其印度语科以印地语专业的名称出现，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新中国建立伊始，受到西方种种刁难和封锁，国家领导适时做出了与亚非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战略决策。印度于年独立，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⑧由此，中印关系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双方交流频繁，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共同参加万隆会议，联合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之成为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重要准则。这给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曾三次访印，他告诉北京大学印地语学生，印度是个很重要的国家，中印关系十分重要，希望他们努力学好印地语；印度方面则由印中友好协会介绍，派来了四位印地语老师，印度驻华大使夫人也到北京大学代课。中国师资方面，除彭正笃和殷洪元之外，金克木也是正式授课教师，力量可谓雄厚。招生方面，、（春秋两次）、、、、、和年有9批学生入学，每届学生人数不一，多则五六十，少则二三十；其间，年春季学期入学的刘安武和年秋季学期入学的刘国楠于年被选派到印度留学，先后就读于德里大学和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年回国，留校任教。所以，这一时期的印地语教育相当繁荣，老师们的教学热情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浓。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恶化，导致年中印边界冲突。不过，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并未因此停止，北大于、、和年继续招生，自力更生，利用原有师资，并让优秀毕业生如刘安武、刘国楠、马孟刚、金鼎汉、徐晓阳等留校任教，保持了正常的教学活动。

在这十多年中，印地语教育虽然只在北京大学一所地方高校开展，但不论在国内国外环境方面，还是在师资和学习资料方面，都大好于以往；前后13次入学的学生也很优秀，他们大都学有所成，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印地语人才，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外交部、对外经济贸易部、教育部、文化部、新华社、外文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为国家建设和中印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

～年的印地语教育

由于“文革”的影响，～年，中国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印地语教育发展失常，教和学都极不规范。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印地语专业先后招生7次：年招生两次，第一次招收近60人，为正常学习班，第二次招收近人，为短期培训班；年招生两次，第一次招收20余人，为正常学习班，第二次招收不到10人，为短期培训班；年招收10余人；年又招生两次，第一次招收10余人，为正常学习班，第二次也招收10余人，为短期培训班。七次共招收余人，从每次招生数量上可以看出，不符合教学规则；学校还响应号召，让学生集体赴京外他省农村再造，边种地边学习。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学生入学前的学养状况，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学生毕业后很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四）

～年的印地语教育

北京大学印地语专业于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共11名学生。也许由于中印关系仍然没有起色的缘故，年才再次招生，也是11名同学，笔者就是其中之一。随后，、和年三次招生，名额均在十一二人之数。相比起来，和年两届学生运气更好，因为给他们授课的老师是20世纪50年代的毕业生，大多已近退休年龄，老师们有学问有热情，认真，严谨，听他们的课，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抢时间的气息。笔者常得他们“小灶”，更能体会到他们之前的失落和当下的热情。季羡林、金克木那时候还可以随意走近，无需预约；笔者就常借“送信”之由擅闯两位先生居所，看季先生抱猫倾听之沉默如金，听金先生谈古论今之滔滔不绝。刘安武是笔者的导师，走动更多更频，他那信口背诵《茶花女》片段以及教导笔者“时间只有前后没有左右”的音容至今犹在耳目。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印地语依然是冷门专业之一，或者说，除英语、法语、德语以及日语、朝语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得到较大发展以外，印地语类的外语均处于某种半死不活，甚至濒临消亡的边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发达国家语言教育大多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师资老龄化，教师待遇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等现象普遍存在。北京大学仍然是全国唯一一所教授印地语的地方高校，至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二代印地语教育者大多已经退休，语言教学领域仅有一位中年教师在职坚守。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短暂辉煌主要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真正繁荣，优秀毕业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师资。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印地语教育呈现凋零甚至遇到生存危机的原因所在。好在年有三位年轻人⑨毕业留校，中国地方高校的印地语教育才得以为继。不过，这期间的几届毕业生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国家逐渐富强，中印关系向好，北京大学、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出国深造乃至工作等都是发展选项。他们的学术视野和工作范围较之前人更加开阔，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也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