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万清（一），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医学真菌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医学真菌病学的研究，在我国首次发现了9种新的病原真菌及新的疾病类型，对隐球菌脑膜炎的诊治及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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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性的生物制品中心——美国菌种保藏中心（AmericanTypeCultureCollection,ATCC)，永久保藏着一种名叫格特隐球菌ITSC型（S）的菌株。它是导致一种危及人类生命的凶险疾病隐球菌性脑膜炎的元凶，而其发现得益于一位中国皮肤病学、真菌病学专家。
血的教训
年上半年，医院收治了一名43岁从事海运工作的男性患者，入院时，这名男子高热、昏迷，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刚刚在时任皮肤科主任邵经政的推荐下接手了皮肤科真菌研究的部分，而这又是一种真菌引起的脑膜炎，所以虽然他当时还是皮肤科的住院医师，但病人仍是被指派给了他。作为主管医生，廖万清请来了神经科主任一起会诊。尽管经历了多科联合会诊和抢救，但无奈患者病情实在是太危重了，几天后就因救治无效而身亡。
“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这让我备受刺激。”这一血的教训使他下定了决心：“研究真菌，认清真菌的真面目，啃掉医学领域的这块硬骨头。”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70年代，我国医学界在真菌病，特别是在隐球菌性脑膜炎方面的研究基本为空白。年，中国刚走出十年浩劫的碾压，百废待兴。在当时的中国皮肤医学界，“真菌”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汇。在上海，皮肤科泰斗杨国亮教授于20世纪40我的手机/12/:57:33年代赴美学习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皮肤病理学、医学霉菌学，回国后将其发扬光大，影响了一批皮肤科同行，也使霉菌的“风头”远超真菌，医院内设有“霉菌实验室”，而找不到“真菌实验室”。包括知名专家在内的很多皮肤科医生都认为真菌隶属于霉菌，但也有一些皮肤科学者已经有了现代真菌观念的萌芽，认识到了霉菌只是真菌的一部分，真菌包含了常菌。因为观点的不同，两派学者甚至能在会议上吵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是上海皮肤科学会青年委员的廖万清常被这些学会常委、老专家间的争论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到底该听谁的。当时对隐球菌所致疾病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可谓是块尚待开发的空白领域。
廖万清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皮肤临床知识对于解决真菌病、隐球菌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决定从微生物基础知识开始学起。他联系了复旦大学微生物学系，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在工作之余做他们的“走读生”。微生物学系的一位真菌学者——张纪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对廖万清说：“你就跟着我吧。我讲课、我学生做实验时，你都跟着一起听、一起做。”于是在当了十几年医生后，廖万清又回到了课堂，当起了学生。
在复旦学习的一年时间里，廖万清不知道多少次骑着他老旧的自行车，骑行四十分钟，从位于风阳医院赶往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往往是刚脱下白大褂就进入课堂当起学生。
在复旦大学微生物学的课堂上，廖万清跟其他二十郎当岁的学生们一起听课，但他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善于归纳总结。对于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些菌种，比如曲霉、青霉菌、念珠菌等，他会用图示、表解的方法将其鉴别特征、属性等知识进行分类、归纳，记录在本子上，供今后工作所需。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一年后，医院又收治了一位脑膜炎患者小陈。入院时，患者头痛剧烈、喷射性呕吐、体温40℃以上、意识丧失。家人都不抱太大希望了，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寿衣。在家属们准备后事的同时，廖万清凭借扎实的基础和经验，给出了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的诊断。事实上，检查结果的确显示小陈的生机渺茫，他脑髓液中的菌体数已经高达每立方毫米个。按照常规，这一数值超过就没办法治疗了。，这我的手机/12/:57:55意味着小陈体内的致病菌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亡5次。
疾病这么严重，怎么治疗?廖万清采用了一种直接鞘内注射的方式——腰穿，鞘内注射给药。对此，他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单单是口服或静脉给药的话，有血脑屏障的阻隔，药物很难进入大脑，治疗作用肯定不佳，但是如果能通过腰穿直接进行鞘内注射，将药物打入蛛网膜下隙，便能使药物在脑脊液中达到治疗所需的浓度。
然而，腰穿并不是皮肤科医生的专长，而且是一项有风险的操作。因为脑膜炎，小陈的颅压增高，而腰穿恰恰给了颅内高压一个宣泄的出口，一旦颅压迅速降低，脑组织就会移位，从而发生脑疝，这可是会致命的。
除了病人可能面临的风险、技术的高要求，外部的一些声音也让廖万清压力重重。很多同事反对他接管这例病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皮肤科医生的职责范畴，应该送到感染科去。而事实上，这例病人本来就是其他科室转到廖万清这里的，他不忍再将病人推出去。当时的他可谓是孤军奋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即使前路难测，他还是给患者进行了自己认为最正确、有效的治疗方法——鞘内注射，他的敢于担当给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一条年仅27岁的生命得以延续。
显微镜下的奇异菌体
年12月13日，医院接收了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初诊医生将其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然而，用相应药物进行治疗后，患者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病人被转给了廖万清。他为病人进行了腰穿，取出一些脑脊液进行了涂片检查。显微镜下，廖万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脑脊液中的隐球菌大多都是他所熟知的圆形或者椭圆形，也就是导致隐球菌性脑膜炎最主要的病原菌—一新生隐球菌，在荚膜下是圆滚滚的菌体；而这位患者脑脊液中的菌体在厚厚的荚膜“外衣”下裹着的却是奇异的细长形，外观就像是针形、棒形或梭形。
这是什么东西?廖万清从未见过。于是带着这种菌的医院的真菌学权威。医院、医院、医院，廖万清都请教了个遍，结果竟然没人认识这种奇怪的菌。
一位权威的老教授说：“这大概是污染菌吧。”
“污染菌怎么会引起脑膜炎?”执拗的廖万清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认同。他很清楚，这种菌明明是从那位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分离出的，怎么可能是污染菌。他下定决心要弄清楚其真面目，于是开始了对这个神秘菌种的研究。
如今，我们得庆幸他当年的坚持，由此在中国才有了一个新菌种的“诞生”。
揭开神秘面纱
要证实这种菌并不是简单的“污染菌”，只要它能使动物表现出与患者同样的病症即可。为此，廖万清教授必须开展动物实验。当时，医院所属的第二军医大学是有动物房的，位于五角场。但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如果从位于风阳路上的长征医图2廖万清院士在实验室院骑到位于五角场的动物房，那来回我的手机/12/:58:51就要花掉一天时间。这太浪费时间了，廖万清决定自己养实验用的小鼠。很快，他买来了用铁丝做的鼠笼，让老鼠住进了简陋的“窝”里。狭小的实验室里，因为老鼠的进驻而让人无从落脚，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恶臭的气味，廖万清不得不把鼠笼用绳子吊在窗台上，挪到了窗外。尽管这种养实验小鼠的方法现在看来不那么正规，但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把这种疑似病原菌打入小鼠的腹腔和大脑后，像预想中的那样，小鼠在7-14天感染脑膜炎并死亡。这证实了这种未知的菌正是引发脑膜炎的元凶。为慎重起见，廖万清还把样本送到了复旦大学微生物学系和南京皮肤病研究所进行了确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正如廖万清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菌确实是一种致病菌，而且是一个特殊的菌种。
3个实验室的结果完全一致，廖万清有了充分的把握，当时认为这种菌是新生隐球菌上海变种，后经分子生物学的进一步研究证实这种菌为“格特隐球菌ITSC型（S）”。S（Shanghai—上海）代表着年12月，该菌株由上海医院首次发现。目前，隐球菌S菌株不仅被收录于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ATCC），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elgianCo-ordinatedCollectionsofMicro-organisms,BCCM)(IHEM)、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CentraalbureauvoorSchimmelcultures,CBS)(CBS)等国际著名实验室也都收录并永久保藏着这一中国学者的发现，并公开向世界各研究机构出售供应。在美国，它的售价高达美元/株。迄今为止，这仍是上述国际真菌库中唯一由中国学者贡献的菌株。
这一新菌种在国际真菌领域的知名度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20世纪90年代，廖万清推荐自己的学生李竹青去比利时真菌病学专家、世界人和动物真菌协会秘书长迪维莱门下学习。秘书长先生为了表示对廖万清的尊重，亲自前往机场接人。可是，他并不认识这个中国学生。
怎么办?这位专家就在胸前挂了个小牌子，上面写着——S！就凭这个著名的菌种，未来的学生认出了老师！
收获无数光环背后，廖万清关于S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形态学、生理生化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14:59:21我的手机/12/:59:21进入21世纪后，又开始了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关于S的研究也在不断翻新。
现在，廖万清带领团队已经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测出了S的序列，并上报给了美国Genbank数据库，其序列号为ITS序列EFO，为真菌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抓住机遇，探索奥秘
S的发现过程充满了偶然，并险些被否定。回顾这一历程，不禁让人想起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的那句话，“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廖万清凭借知识和经验牢牢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成就了科学发现。从中，他感慨道：“碰到前人没有论述过的问题没有关系，但不要认为前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觉得没有这个问题，更不等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碰到陌生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你抓住不放去钻研一下，就可能有所创新。”当然，要想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科研素质、深厚扎实的基础知识、敏锐的眼光、无边的想象以及强大的创造力。
S的发现只是廖万清科研道路上的第一步，此后，他又陆续发现了8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熟悉他的人说，他是个有心人，总能从别人忽略的病例中找到机会，就像维生素C的发现者、年诺贝尔奖得主AlbertSzent-Gyorgyi曾说的：“看到所有的人都熟视的，想到没有人能想到的”(toseewhateveryoneelsehasseenandthinkwhatnooneelsehasthoughtbefore)。每当遇到不知名的真菌时，都能激起他肾上腺素的加剧分泌，使他兴奋莫名，他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探索其中的奥秘，这是兴趣使然，而非名利驱使
。廖万清对科研的热衷赢得了尊重。年，第二军医大学新闻人物颁奖大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写道：
他是一位可敬的院士，更是一名无畏的战士，
功成名就之时，他仍冲锋在医疗科研第一线，
用自己70年的人生轨迹，成就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书写了一心报国的毕生风愿。
本文作者
白慈
《康复·生命新知》编辑部
阅读来源
《皮肤科的那些人那些事》
编者著：张建中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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